这篇报道，直接捅了马蜂窝。据知情人士透露，报社差点因此被查封。

最终的结果是，2012年10月，刚刚成立没多久的调查新闻部，再次被解散。这是王克勤在两年内，第二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团队被连根拔起。

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一年，简光洲2012年8月辞职，王克勤2013年2月离岗，褚朝新在2013年上半年出走。

三位顶尖的调查记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离场。

这不是巧合。

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那扇曾经打开过一条缝隙的窗户，正在缓缓地、不可逆转地关上。窗外的风雨声，越来越响。

他们只是那批离场者中，最知名的几位。在他们身后，是一整个群体的溃散。据媒体学者统计，那几年间，从各大市场化媒体出走的优秀调查记者，数以百计。

有人去了互联网公司，拿着几倍于报社的薪水，写起了公关稿；有人转行做了投资，在K线图里寻找新的刺激；还有人彻底心灰意冷，远走海外。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5

简光洲的转身，最为决绝。

离开媒体后，他没有去体制内谋个安稳职位，也没有去高校当教授。他一头扎进了最考验人性的地方，商海。

2012年，他与朋友联合创办了环智文化传媒集团，主营品牌咨询和公关策划。一个曾经以揭露企业黑幕为天职的人，现在开始帮企业维护形象。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简光洲把它做成了神话。

外界起初充满质疑。一个只会写稿的愣头青，懂什么叫商业？但简光洲很快证明，他把调查记者的那套方法论，完美地移植到了商业运作中。如何做客户的背景调查？如何核实信息的真伪？如何预判危机？每个环节，他都要求像写调查报道一样，严谨、细致，有据可查。

他给公司立了三条规矩：不做虚假宣传，不洗白黑历史，不碰食品产业。

尤其是第三条。三鹿的噩梦太深了，他说自己到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那些孩子的眼睛。

他的客户名单，很快变得星光熠熠：

阿里巴巴、滴滴出行、茅台、蔚来汽车。

公司年收入，突破了千万元。

那个曾经为几千块工资发愁的记者，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换了更大的房子，开了更好的车。他看起来，和这个时代和解了。

王克勤的转身，则充满了悲壮的宿命感。

离开《经济观察报》后，体制内的主流媒体，已经再无他的容身之处。他像一个被剥夺了武器的战士，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但他没有倒下。他很快找到了新的战场：

公益。

其实早在2011年6月，他还在《中国经济时报》任上时，就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项目。

这个群体，像活在黑暗里的影子，巨大，却无声。据估计，中国有超过600万尘肺病农民。他们年轻时在矿山、工厂里出卖力气，用生命换取微薄的薪水。年老后，他们的肺，像被水泥糊住一样，慢慢硬化，最终在窒息的痛苦中死去。

王克勤在做记者时，曾多次接触过这个群体。他们的苦难，像烙铁一样，烫在他的心上。

当记者的路被堵死后，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件事上：

他从一个揭露问题的人，变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从一个用笔杆子战斗的人，变成了一个用双脚去丈量苦难的人。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无冕之王，他成了一个泥腿子。他深入到那些最贫困、最闭塞的山村，去探访那些被遗忘的尘肺病家庭。他要为他们筹集医药费，要为他们的孩子筹集学费，要为他们争取一台能让他们喘上气的制氧机。

转型初期，异常艰难。资金匮乏，人手不足。他只能靠着自己过去积攒下的名声，四处演讲、募捐。

有人说，他这是在用一种更辛苦、更卑微的方式，继续着他的新闻理想。

6

褚朝新，是三个人里，唯一一个还在写的人。

离开主流媒体后，他成了一个赛博空间里的游侠。他的主要阵地，是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微信公众号：

这个公众号就是他一个人的报社。

他自己是总编辑，是记者，也是校对。他关注的还是那些老话题：

官场、反腐、司法、传媒。

文风犀利，一针见血，带着浓浓的南周遗风。

他会告诉你某个落马高官不为人知的细节，也会点评某个热点案件背后被忽略的法治逻辑。他成了一个独立的观察者，一个在朋友圈里抵抗遗忘的写作者。

他的影响力，当然无法和在《南方周末》时同日而语。但他拥有了在体制内不可能拥有的自由。他可以写任何他想写的东西，只要不触碰那根看不见的红线。

这根红线的尺度，全凭他自己把握。这需要极高的智慧和技巧，像在钢丝上跳舞。

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他的文章，也时常遭遇被删除的命运。每一次删除，都像一次无声的警告。但他还在写。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一位前辈的话：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他说的是那个调查记者的黄金时代。他未曾完整地见过，但有幸，在那个时代的尾巴上，燃烧过自己的青春。

他写道：

“未曾见黄金时代，不悔这五年青春。”

如今，褚朝新像一个行侠的隐士。他不在江湖，但江湖上，总转发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在特定的圈层里流传，像暗夜里的接头暗号。

懂的人，自然懂。

他的读者，大多是过去的同行、律师、学者和一些体制内的开明官员。他们是这个社会里，少数还愿意进行严肃思考的人。

褚朝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精神食粮。

他像一个守塔人，在舆论的汪洋大海里，守着一座孤零零的灯塔。灯光微弱，但足以让那些同样不想遗忘的人，在深夜里看到彼此的存在。

他们三个人，像三条奔向不同方向的河流，在2012年那个分水岭之后，都找到了各自的入海口。

他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似乎都还不错。

但那个曾经让他们热血沸腾的江湖，已经渐行渐远。偶尔回望，只剩下一片苍茫的暮色。

江湖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传说。

或者说：

江湖时代，已经没有了。

7

如今的简光洲，头衔早已从记者变成了董事长。

他的公关公司早已步入正轨，而他最新的事业，是卖白酒。

2024年，他创立了自主白酒品牌“简酒”。广告语是他自己想的，叫“大道至简”。这句slogan一语双关，既嵌了他的姓，又传递出一种返璞归真的产品理念。

一个曾经因食品安全报道而封神的记者，最后自己也做起了食品。这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

从一个监督社会的记者，到一个被监督的企业主，心里没有拧巴吗？

简光洲说：

记者追求的是事实真相，企业家是创造价值。我没变，只是换了一个战场。

他的“三不原则”——不做虚假宣传、不洗白黑历史、不碰有污点的食品产业——成为了他商业品牌的护城河。因为他是简光洲，那个揭露三鹿的简光洲，所以消费者天然地相信，他卖的酒，不会是假的。

他的个人声誉，完美地转化成了商业信用。

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也是一种聪明的坚守。他用自己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公信力，给自己酿造的商品做了最硬的背书。

在商言商，他必须学会圆融和妥协。他不再像当记者时那样锋芒毕露。他很少再对公共事件发表尖锐评论，尽量避免让自己的公司卷入任何政治风险。

当年那个横刀立马的调查记者，悄然隐去了锋芒。

但在某些时刻，你依然能看到那个记者的影子。他坚持公司的财务透明，坚持产品的品质底线。他说，无论做媒体还是卖酒，诚信是立身之本。

这或许是他给自己保留的，最后的新闻理想主义。

他曾对采访他的年轻记者感慨：“伟大的时代永远是由理想主义者缔造的。”虽然已离开媒体多年，他仍自称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如同灰烬，”他说，“看似熄灭，随时却会复燃。”

当被问及如果女儿将来想做调查记者，他是否会支持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

8

王克勤已经十几年没有发表过一篇调查报道了。

他现在最主要的身份，是“大爱清尘”公益基金的发起人和首席推动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这个最初只有几个志愿者的草台班子，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公益的一面旗帜。

他的工作日常，不再是和官员、黑社会斗智斗勇，而是具体的、琐碎的、甚至有些磨人的事务。

他要为尘肺病农民筹款，要组织医疗队下乡巡诊，要挨家挨户地给他们送制氧机，要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救助政策。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最贫困的矿区和乡村。他见过太多的人间惨剧：一个男人因为得了尘肺病，跪在妻子面前，求她改嫁；一个家庭，兄弟三人全都死于尘肺，只剩下一群孤儿寡母。

王克勤曾说，做了26年记者，他以为自己见过了所有的苦难。直到他开始做“大爱清尘”，才发现过去的报道，都只是：

在苦难的海边湿了湿脚。

他从一个他人遭遇的记录者，变成了一个微观个体的建设者。

这个转变，让他付出了很多。他几乎没有个人生活，全年无休。他的身体也因为常年奔波而每况愈下。但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截至2023年底，“大爱清尘”累计救助的尘肺病农民，已经超过了12万人。他们推动了国家层面出台针对尘肺病的专项治理行动：

一个为体制所不容的记者，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撬动了体制的变革。

他过去的记者经历，成了他做公益最大的资源。他的名声，让他拥有了巨大的社会号召力。2013年，一位89岁的中科院院士，看了凤凰卫视关于他的节目后，骑着自行车，找到了“大爱清尘”简陋的办公室，当场捐出了十万元现金。

老人说，他被王克勤的行动感动了。

如今的王克勤，眼神依然锐利：

他不再写长篇的调查报道，但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篇报道。

一篇关于爱与救赎的，永不完结的深度报道。

他用行动证明，当笔杆子无法改变世界时，还可以用双脚。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连接着被遗忘的角落和繁华的世界。桥上，走过一个个绝望的灵魂。桥下，是他自己日渐佝偻的背影。

9

简光洲的酒，王克勤的尘肺病人，褚朝新的公众号文章。

这三样东西，在2025年的中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职业。

现如今，无数的噪音、谎言、娱乐和算法，将真相稀释、包裹、淹没。你需要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成本，才能打捞出一点点坚硬的、未经污染的事实。

简光洲、王克勤、褚朝新，他们用各自的人生轨迹，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打捞的可能性。

他们在商海、在尘埃里、在赛博空间，以一种迂回、坚韧，甚至有些悲壮的方式，延续着真话的火种。

他们是幸存者，但我们不能忘记，在他们身后，是更多被打断了脊梁、磨平了棱角、最终归于沉寂的媒体人。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故事，无人讲述。

曾经，他们的真话，印在千万份报纸上，摆在每一个城市的报刊亭里，供人阅读、讨论、争辩。真相通过一种中心化的、权威的方式，抵达公众。

后来，他们的真话，或融入了一瓶商业白酒的品质承诺里，你需要购买、品尝，才能感受到那份诚实；或化为了一次具体的公益救助行动，你需要捐款、参与，才能理解那份悲悯；或藏在了赛博空间层层叠叠的褶皱里，你需要订阅、寻找，甚至冒着404的风险，才能读到那份坚守。

真话，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得更加稀缺、更加难以被发现。

它从一个公共产品，变成了一个需要主动探寻的窄门。

这或许是他们三个人故事，汇聚在一起时，所呈现出的最深刻、也最令人不安的图景。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