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因1960年代大饥荒涌入香港的中国难民。（AFP via Getty Images）

1960年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在安徽淮北的一个县城中。当时，城里的城镇户口还有定量供应，大人每月22斤，小孩13斤吧。每天要去食堂打饭，每顿大人两个鸡蛋大小、用红芋叶梗、豆饼和红芋面搅和制成的团子，和一碗飘些面渣的汤。虽然有不少人浮肿，但城里饿死的不算多。乡下没有定量供应的就不同了。

我的一些亲戚，就在离城二十多里的村庄，原先那里每个村庄周围都有许多树围着，老远就知道快到庄了。后来大炼钢铁，都砍完了，到文化大革命后仍然没能恢复。60年那个庄上300多人中饿死了170多。我的亲戚中也死了3个，还算少的。因为一个叔父在南方部队当了官，回家一看，太惨了，就把他家的人带到了南方一个军垦农场，算是逃过了一劫。而周围的庄子，死的人更多，靠北的小王庄，二百七八十人饿死大半，剩下不到百人。其他各庄饿死的也都在1/2至2/3之间。后来我下放的地方，村东头有一大片乱坟冈，大都是60年饿死的，当时也是饿死了一半多。社员们都称那坟地为“新农村”，夜晚时一个人是不敢经过的。

1959年淮北一带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庄稼长得也不错，可是快收割时，公社接到上级命令，要放大炼钢铁的“卫星”，谁也不敢不去，否则就会“斗”得你吃不消。所以好多粮食都糟蹋了。因为亩产“大大提高”，所交的公粮也大大提高，百姓所剩的就不多了。更糟糕的是大办食堂，老百姓藏的粮食都被搜出拿到食堂去了。而食堂中干部可以大吃大喝，很快就浪费光了。结果60年青黄不接的春季，就出现了大批的“非正常死亡”（因为“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所以只要改一个说法，就完事大吉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大炼钢铁，不是大放卫星，百姓根本不会挨饿；如果不是大办食堂，也不致饿死那么多人。因为百姓多少都有些存粮。一斤粮食，掺和些别的，可保一人十天不死；而为了逃避干部的搜缴，一天就吃完了，剩下的九天就只好等死了。

安徽死人，被称为“霸王”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毛泽东的爱将曾希圣，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当曾死时，讣告中说他“热爱人民”，当时我已招工到了工厂，听广播的工人无不破口大骂，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这样热爱人民的吗？

这是我亲历的三年“自然灾害”，确实只能说是“人祸”或“毛祸”，而不是“天灾”。后来在大学时，同河南、河北等省的同学闲谈，才知道他们那里当时的情景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