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林彪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处死缓，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部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7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四年前，我认识了三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火中一位哥们儿，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儿，我快冻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泽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儿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缮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起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儿模棱两可，都是不作定论。这么一来《枫》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我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可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记忆》2013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