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

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分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限！”从此，“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坠落于万丈深渊。

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儿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儿，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刚收到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团，“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团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期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儿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抗日。

30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啦，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儿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儿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倒背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