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傅姓许，中等个，少话。他教我烧焊使锉时，语调温和声音轻微，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他的脸非常白，白得可见太阳穴上的青筋。在干校一片劳动的棕黑中，他真正是个白面书生。他的白少半来自天生，多半是因长久被关押，据说关押他的地方门窗都糊了报纸。此前我觉得候补学员的压力就够大了，并不知道隔着几步路还有人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我从未明白过三大队的“革命形势”，只隐约感到那里的人和其他大队的叔叔阿姨不一样，好像一个独立王国。某次三大队的成员当着二大队干部汪国清叔叔的面打人，汪叔叔制止。打人的说，我们打的是反革命。汪叔叔说：“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打。”因不满被汪叔叔制止，有人告到上面，要求干校不要参与三大队的事情。二大队也为抓五·一六点过一些学员的名字，但多是为了应付上面而不得不为之。后来我听说，我师傅和小于等都是抓五·一六期间被关起来的。到我们参加进去时，那里的革命气氛已消解了一些，我师傅还曾给我讲牛顿三定律。黑龙江气候严寒，当地人都猫冬，而干校的猫冬是在政治学习中度过的。在机修厂时，我们都是在男同志宿舍参加政治学习。通铺上坐满了人，我们几个青工是其中文化程度最低的。我听“老九”们念文件和发言，也听到他们脱口说出“犹抱琵琶半遮面”，或以“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处处为零”来取笑人。我当即惊为天人，更渴望读书了。
干校成员中最引入注意是文工团员，他们来自空政歌舞团，歌剧团和话剧团。
我们到达半年后，在贵阳又另组干校，要从本校调一些人过去。当时很多人不想去，一个话剧演员就编了个剧本名为“有那么一个星期天”，剧情是说服人去贵阳。剧中有四个角色，爸爸妈妈，兄妹俩个。我演妹妹，演哥哥的是空政话剧团演员徐哲林。演爸爸是空政歌剧团的刘痕叔叔，他原在“江姐”中饰演甫志高，演妈妈是乔和春阿姨，她也是歌剧团的演员。戏演完了，我“爸”就动身去贵阳了。很多年之后，再遇到他们，还说起这段故事。我不知道为何会参加演出，很可能因为我是文工团的后代，容易抓差吧。虽然我母亲一贯地不赞成我参加演出，但那时她还处于后专政时期，无力管我。
冬天农闲时，干校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节目有歌舞和曲艺。我担任上半场独唱，曲目是毕业歌，另与三个女孩子一起跳舞。我唱歌不费气力，但舞得不怎样，完全是凑数。空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徐菲阿姨担任下半场的独唱。她唱民歌，还唱河北梆子。压轴的节目对口词的表演者是舞蹈演员辛某某和话剧团演员栾某某。辛XX曾于50年代在东欧的某个青年联欢节上获过舞蹈奖。我记得对口词的最后一句是“跟着XXX永远向前进”，此时辛XX从舞台右后角，一路翻到最前头，落地后站得稳稳的，再喊出“向前进。”他的表演总赢得很多掌声，须知这些人都曾是北京一流的演员啊。因辛XX的生活问题，其妻与之离婚，并视文工团为伤心地。但70年代后期，文工团招生，不知怎么竟然招到了辛的女儿，孩子的妈妈也跟来了，还是一副很担心的样子。辛的女儿从小就瘦，总有些愁苦。后来她的演艺生涯并不顺遂，据说还出了一点事故，真说不清算不算孽缘。
除了干校宣传队之外，我还演过李铁梅和小常宝，不过那两场戏都是业余之业余。铁梅的那场戏是与一个叫朱菲的女孩合演的《痛说革命家史》，后来因当地节目太差，我们还参加了县级文艺会演。1970年底，干校附属卫东学校排演《沙家浜》，让我演阿庆嫂的A角。B角是乔XX，1977-78年乔考取广播学院，我也考取大学，我曾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她。她毕业之后曾主持央视的经济栏目，而她曾经的夫婿就是饰演郭建光的男生。干校的小孩学员中出的名人还有马未都。《沙家浜》的其他演员年龄都比我小，与之对戏，我感觉有点像过家家，没有与空政的专业演员同台那么紧张。沙家浜里最知名一场戏《斗智》，演起来很能调动情绪，而最难的唱段为《风声紧》。那段唱既长，又无人配戏，自觉有些吃力。我没学过京戏，就像唱歌似地唱，因此人们都说我唱的是京歌。
演《沙家浜》时，我母亲也从烧火工调任音乐老师。她教五线谱，她的课成为一些人此生唯一的音乐教育，因而被念叨了很多年。当时被调到卫东学校的还有空政歌剧团的周导演。我不记得他教过什么，但他负责排演《沙家浜》。当时样板戏已经看了无数遍，不但早已记熟台词，连一招一式都记住了，排练的目的就是把早已烂熟于心的东西实践一下。私下里，我以为我知道怎么导演，不过就是站位和动作表情的配合。
参加演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劳动，还能吃到好东西，遇见趣事。我看过乌拉草长长地飘动于镜泊湖边，养貂场里鬼头鬼脑的貂。人参种植园中红红的人参果让我想起动画片《人参娃娃》，闷罐卡车驶过结冰的湖面犹如俄罗斯小说中的场景。演出中，我也有了若干个第一次，喝烈酒，吃狗肉，抓虱子……
锄禾，麦收，秋收，1969年在“拉练”中结束。在拉练中，我们体会了极少数已知的国际事务——珍宝岛事件。我们进入了70年代，却对人类已经登月全然无知！除了干活吃饭，校内交往，这世界的其他一切毫无选择地与我无关，而无关的生活一直持续至1971年秋冬。在那个冬天里，除我这类非干部，干校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了林彪事件。在他们进行更封闭的学习时，我依然混沌地当着猪倌。即将进入1972，我终于也知道了那个惊天的消息，从此即便愚钝如我者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事。虽然当时人们仍然闭口不谈，但私下又如何呢？或有人察觉到命运即将改变？或有人已知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直觉？还是顿悟？
在纷扬不止的风雪中，我走到立立家。她的父亲丁伯伯头一次被批准离开干校去探亲治病。在无人管束下，我，玉英，立立和立立的弟弟人人（他是4.12生的）喝着酒迎来了1972年。我们并不知道，仅仅半年，所有的人都动身南行。我和玉英最后落脚南京，而立立和人人都去当兵。1979年，我收到了人人的来信和戎装照，当时他正在越南进行着什么自卫反击战。
40年过去了！我们上一代的干校学员或已作古或风烛残年。几年前，我去看望一位干校的老人，得知他记日记。我提出看看他的日记，他说真的无甚可读，若非今天干了什么活，就是开了什么会。即便是同代人的回忆，我发现其中的许多虽已被简化得缺乏细节，却又被柔化得充满了祖国花朵般的情感。何以那种感情依然？或许当时年龄太小，或许后来的生活乏善可陈，或许……
干校岁月之于我是一段生活体验。回想那段生活，即便是演出的高潮期，也只有那几出戏和那几首歌。对一个人来说，童年和少年的歌曲即便不是至关重要，也是记忆中最牢固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的童年以及少年时代只有那几首歌，因歌词太政治化，后来也无心趣再唱。若有选择，我不会选择那样的生活。
初稿于2010年5月7日
改于2010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