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日，《华夏文摘》发表了我的文章潘汉年小议，链接是http://hx.cnd.org/?p=148588，国内链接是http://www.hedao.vip/hedao/vip_doc/10703617.html。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抗战...

“毛泽东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并合摄一影……民国30年8月7日，毛泽东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亦由大同到达该地，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10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毛冈订约定后，曾合摄一影，以志纪念。”

谢幼田此书还披露中共新四军在江南从未与日军打过仗，反而暗地与日军勾结夹击国军，并向日军出卖国民政府的情报，以换取日军不攻击新四军。中共特务潘汉年即专司此职。中共上台后毛泽东为怕丑史暴露而将潘汉年逮捕下狱。谢幼田说，文革后如果不是因为给潘汉年平反，并且又出于肯定潘汉年功绩的需要，中共高层与日寇的肮脏交易，恐至今还不会透露。但中共和毛泽东在抗战中出卖中华民族的大多秘密至今还封存在中共秘密档案中。

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197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陆，为了急于与日本缔结邦交，毛泽东放弃战胜国的权利，拒绝接受日本的战争赔款。毛泽东与日本代表团会谈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日本侵略中国一事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却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他，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这件毛泽东直接交待潘汉年的“特殊任务”，以及进行的活动，只有他们俩人知道。潘汉年守口如瓶，绝未暴露。大陆“解放”建国，他在上海做市委第二书记、常务副市长后，也未正式交待过。其实，此时已经有被抓获的敌伪头目招供时，揭发了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件，被公安部门掌握入档。毛某亲自下令判处他无期徒刑，与世隔绝，实乃“封口”。从此，潘汉年受尽牢狱苦难，不见天日，长达22年，直至1977年在湖南的一处劳改农场被折磨死去。

【按：周幼马，1943出生于延安，国际共产主义人士马海德之子。延安时期，父亲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国政治人物、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主任记者、马海德基金会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早在上个...

中共作为接受国民政府中央领导的地方武装，在抗战期间私通日特与汪伪，定期出卖情报，换取日军默契，宽容中共自己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其他抗日军队。 中共与日本中国特务机关，汪伪特务总部均有直线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联系。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主要通过前日本大使馆情报部主任岩井，而与汪伪的联系是直接与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长李士群直线联系的。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行有三：一九三六年国共谈判时秘密投降国民党。抗战期间秘密投降日本特务机关，与汪精卫勾结。掩护胡均鹤等中统特务导致二·六轰炸。其实潘汉年的这些“罪行”都是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有关，没有当时最高领导层的指示，潘汉年如何敢于与他们秘密谈判媾和。毛泽东不过是“过河拆桥”，“杀人灭口”。

其实，无数的中共地下党员、特工们在1949年后的命运都不好，洪扬生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当年把求助的洪扬生拒之门外的潘汉年的下场则更为悲惨。

“红色特工”潘汉年在中共建政后却遭受迫害，最终含冤病逝。作家淳于雁撰文《“潘汉年冤案”终于揭露了毛》披露，潘汉年在抗战期间，受毛委托代表中共与日军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中共建政后，毛秘密逮捕潘汉年“封口”。

潘汉年作为一个为中共事业成功起到过重大作用的情报首脑，突然变成内奸，其突兀之处令人生疑；而胡风案，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居然在革命成功后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罗瑞卿、胡乔木等人也不会相信。但是，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在这两个案件看似不合逻辑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隐而不显的逻辑存在。

中共窃政以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中共立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总揽政务的高层权力格局心怀不满。一向主张“一元化领导”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指责当时的中央政府存在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甚至还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斯大林的死亡不仅引发了毛泽东继承其衣钵的雄心，也带来了毛泽东重新调整高层权力格局的契机，其重要的步骤便是利用高岗来平衡和抑制周恩来、刘少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的多事之秋。

中共地下工作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泽东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1939年，毛泽东嘱咐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和汪精卫取得联系……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号召中共高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有人在此时揭发潘汉年去见汪精卫一事，毛泽东亲自下命秘密逮捕。...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秘密迅速逮捕潘汉年，而且是一经陈毅告知便不动声色，不问情由，指示作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马上动手？很简单，他知道的太多了。潘汉年掌握着毛泽东通过他和侵华日军打通关系，既可以取得他们的情报，以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部署;又可以“互不侵犯”的默契，扩大根据地以利战后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图谋。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一九四三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

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