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会说，岳飞是大民族英雄，秦桧是大奸臣卖国贼。而在880年前，岳飞被隔离审查时，社会上可不这样看。岳飞统领着当时南宋最大的一支野战军，其规模、战斗力和影响力。相当于林彪统帅的四野，但岳飞被捕以至被害，他的部属中并没有人替他鸣冤叫屈。和他一起遇难的，仅有部将张宪和儿子岳云，...

新政权建立后，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邵式军涉嫌贪污公款被捕，囚禁在济南的大明湖畔隔离审查。这期间，曾因反复审查一度精神失常。后因查无实据，关押半年后获得释放，调山东省财政厅税务局任科长。1958年肃反，邵式军受潘汉年案件牵连，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7年徒刑，送山东省广饶县国营“五一”农场劳改。1964年春，邵式军因承受不住高劳动强度，在农场病倒，病逝于广饶，终年55岁。

2017年12月27日，《华夏文摘》发表了我的文章潘汉年小议，链接是http://hx.cnd.org/?p=148588。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抗战期间，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代表延安政府前往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签署日汪共三方密约，相互停战，事实上结成三方秘密军事同盟。文...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然投敌，串演反派角色”，“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党报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袁殊被人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认为，只要为党的事业所需要，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事件影响被捕，过去地下工作中对党的“历史功绩，却成了他的反革命罪状”。“从坐狱到恢复自由，整整过了27年零5个月。”他死于1987年，死后上了八宝山。八宝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过汉奸。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第一，最根本上是中共间谍。袁殊的第二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间谍。袁殊的第三层特殊身份，是日本情报机构间谍。袁殊的第四层特殊身份，是汪精卫伪政权的间谍。袁殊的第五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军统间谍。五重间谍身份，戴着五张面具生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一个不小心，就是丢性命的事。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后，陈修良成为浙江省第一批被点名批判的对象，沙文汉则成为中共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浙江省打出了一个以沙文汉为首的“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沙文汉被撤销一切职务。同年12月，浙江省党代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的党籍。1964年1月，沙文汉含恨病逝。1958年2月25日，陈修良被以“反党”、“反苏”双重罪名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连降六级，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改造。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

袁殊的独特经历至少说明三点：第一，中共为了达到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确实是不择手段。第二，在中华民国军民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地与日军殊死战斗时，中共却通过潘汉年、袁殊等高级特工，与侵华日军勾结，将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岩井公馆，变成中共与日本联手的重要渠道。第三，中共当政后不久，便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将当年按照中共最高层指令，与日本勾结的中共高级特工，关进深牢大狱，让他们当替罪羊。

【中共的强盗逻辑】中共从成立之初就以抢窃人民财产为生，篡夺政权后更是巧取豪夺，把中外私人公司一抢无遗，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坏的强盗；它利用西方的自由开放全面渗透，同时设置各种墙保护自己市场，美国要从tiktok开始，排查中资互联网和其他科技公司，采取对等原则，将其驱离或进行额外严格的监管。

《刘志丹》这本小说定性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的大毒草，习仲勋成了西北反党集团头目。王超北也因此受牵连，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

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均获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和东南亚的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奠定基础。

陈修良在南京城内做了大量接应、准备工作，中共军队在南京城外围顺利占领一个又一个战略要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不得不下令南京守军向杭州等东南方向撤退。1958年2月25日，陈修良被以“反党”、“反苏”双重罪名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连降六级，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改造。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陈修良再次遭批判、斗争、折磨，被捆绑吊打、游街示众、剃阴阳头、“坐喷气式飞机”，差点死于非命。

六件极端反常的大事，是中共自己做出来的，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出来的。它们表明：中共是何等心虚啊！ 它惧怕勾结侵华日军的真相被中国人民了解。 它要竭力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隐瞒其“通敌卖国”的严重犯罪行为。 说曾庆红的爹曾山是“汉奸”，真没有冤枉他。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如此写道：“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泽东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