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对此也有一些解释。关于这一点，南京的一般人的解释比较简单直接，他们说，相对来说吴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不高的人整。另一种解释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文革一开始，“五界”中的人，首先遭到攻击，被打，被“斗争”，有的被“斗争”死去，有的在被残酷“斗争”后自杀，有的被长期囚禁。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后来发表在报纸上。据说是毛泽东安排让他这样作的。内部怎么和郭沫若谈的，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作了这篇文章后，好象就“过关”了，在文革中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死了，被说成是“自杀”的。但是每逢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住宅里。那个在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小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据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怀的纪念”（《新华日报》，1986年8月3日）说，当吴天石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作。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愿意追随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不被准许这样作。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当时，《新华日报》点名批判了一百二十人。吴天石是其中之一。

在文革后的对吴天石的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他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一个成熟的人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愿意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一方的士兵，可以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制定的打击对象，不管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厉害。

事实上，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及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对抗。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级。从最开始，“彭陆罗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但是，和吴天石一样，他们后来都被拉到“斗争会”上受到暴力性的“斗争”。不在权力核心中的人，也这样。作家肖军写的“检查”有二十万字。北京第八中学物理老师张连元写的“检查”，留下的底稿，也有上十万字。这里的原因，应当作更细的分析。

1966年7月底，毛泽东在北京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当时被派往各学校代替原来的共产党党委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架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拖着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拖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有人把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李敬仪吴天石陷入半昏迷。

接着，又把被斗的一群“黑帮”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示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昏迷过去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拖着走。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死在“游街”过程中。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还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他昏迷两天后，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已经死去，永远不再可能说出他们所受到的折磨的细节。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是53岁和56岁，并不很老。他们在这样的“斗争”后死去。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受到的折磨是多么残酷。

在吴天石死去的那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帮”，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当时50岁。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兴起了。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后来，还发展到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和殴打致死。

1996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吴天石有关的事情。1966年8月，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曾经在电话上和南京谈过吴天石之死。接着，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页）。

实际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但是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答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