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络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奔驰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四、毛的“神主牌”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著，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酥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五、没有无辜者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