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Charlene Makley（夏琳•克勒）女士，在2012年《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关于藏人自焚事件而特别办的特刊上著文《亡者的政治生命》，其中写道：“正如我在2008年所观察到的，对藏人抗议的军事镇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正式进入到一种异常状态，它不再封锁、围困特定对象的敌人，而是封锁、围困整座城镇和整个地区”，“当整个高原蔓延开集体的、非复仇的悲哀，当沉默在严密封锁下燃烧，伴随着政府安全部队（以强迫失踪的方式）和国家媒体（以不停的新闻检查）的不断清除，这些自焚者燃烧的躯体其实是在‘预示’严酷的、最终的（藏民族的）死亡，这点至为重要。”

然而藏学家的这个结论实在令人沮丧。那么，有没有任何不同的改变在发生呢？换句话说，在整个藏地，有没有出现以自焚者生命换来的某种觉悟或者行动呢？

事实上，每个自焚者的事迹及遗言都在当地广为流传，反响极大。比如在索巴仁波切自焚的达日县，数百藏人自发地将数千把刀具、猎枪、子弹等集中销毁，并誓言从此不再佩戴武器，不在内部斗殴，不偷盗，不杀生，加强藏人内部的团结。而在连续六位藏人自焚牺牲的壤塘县，数千藏人自发地将数千把刀具、猎枪等，交与壤塘大寺确尔基经学院、藏洼经学院销毁，并宣誓从此不再争斗、不再杀生。

越来越多的民众主动放弃、销毁佩刀、枪支等，使我认识到这不只是在简单地表达“我们再也不要携带武器”、“我们再也不要杀生”等愿望，可能更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也即是出于对未来充满危险的可能性的考量，而产生的诸多源自本土的应对办法之一。

何以这么说呢？我始终坚信在藏地，有许多的高僧大德或民间精英，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个仅六百万民族的艰难处境及险恶命运。为免于被同化、被消失，无数藏人以各种行动在抗争，包括以身浴火乃是最为惨烈的行动。然而，中共政府采取的是步步升级的镇压，甚至将自焚藏人全都定为有罪，自焚行为定为“恐怖主义”、“恐怖行为”，而未来，整个民族被抹黑为“恐怖分子”的集体形象将会不断地被中共政府构陷下去，当然它的目的就是彻底扭转藏人在全世界一直持有的非暴力形象。

通过多年来的残酷事实，藏地的高僧大德及民间精英可能已经预见到这巨大的危险。而如今在康和安多兴起的放弃、销毁佩刀的行动，会不会是从现在起，就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向世人展示藏人维护“非暴力”的形象，从而使将来有可能被抹黑成“暴力”的阴谋落空？会不会是促使更多的藏人，从现在起就相互警示，共同为整个民族的延续存在而甘愿付出这样的牺牲？

联想到2008年之后遍及全藏地的种种“非暴力不合作”，比如“不过新年”、“罢耕”、“拉嘎（Lhakar）”等等，底层百姓以放弃、销毁佩刀的方式，再一次体现了对“非暴力不合作”的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是与寺院及僧侣一起完成的，诸多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范例，其实都与寺院及僧侣的影响力分不开。非暴力并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不暴力。非暴力不合作是有方法的，在藏地发生的不合作事例已经很多，需要有审慎的思考和策略性的规划以及引导，而民众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类不合作所传递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