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杨森（左）与薛岳合影。（网络图片）本文作者杨森，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川军抗日名将。1920年代，杨森为四川省长，跟朱德相识，曾同在蔡锷滇军中效力。后来，杨森加入蒋介石国民革命军，任第20军军长。抗战期间，杨森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川军和其...

按：1933年，蒋中正在黄埔军校第二期军官训练团的开学训词中，说到了共产党毁掉中国人五千年来历代圣哲所倡导的做人的道理，要让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面的人民救转过来做一个人，不让他们始终陷在匪区沦为禽...

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时，则守为主，取内线作战为研究要点。但一有机缘，则直取攻势，不可使其逝去也。其二、应力避正面一线配备，而转取纵深集团配备。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此亦必然之势也。其三、则游击战争与伏兵战争，急须实施讲求，并设法奖勉，否则无异盲目失聪，终为匪束手宰割也。我把委员长新定战略，融贯成四句口号，以为实施的准则：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再简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稳扎稳打”是矣。

剿共的政略盘据江西的共军，包括伪一、三、五、七等四个军团，伪第十二军，伪七个独立师。伪江西军区所属各独立团及地方武力等，合计约十余万人。其所盘据地区，合赣南闽西计之，最盛时期计三十县。而我政府派军进剿，前后历时七年，动员兵力不下百万。至终虽幸而犁庭扫穴，但...

他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故“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对于这项政策，持之益坚，绝不为任何游言浮语所摇动。他说明之所以亡，就亡于一方面既要御侮，一方面又要剿匪的缘故。他劝说大家不要蹈袭明朝亡国的覆辙，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党，然后再齐一步骤，抗日御侮，才有致胜的可能。他有几句极扼要的话说：“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

1947年春，已双目失明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美国。蒋宋美龄。民国廿七年（1938年），蒋中正。（拍摄者待考）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宋美龄-孔祥熙-宋庆龄等人陪同美国政治活动家温德尔-威尔基 Wendell Lewis Willkie以及【美国援华会】成员，在河...

斯大林对中国时局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利用中国遏制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必须依靠强人蒋介石。斯氏甚至怀疑张学良受日本收买，逮捕蒋介石以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共产国际断然指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趁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联蒋抗日统一战线，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延安中共如当头被浇了一瓢冷水，联合张学良组成西北抗日政府的构想顿成泡沫。毛泽东冷静之后擦干头发，摆出一副颇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造型，重新调整说词。周恩来亲赴西安，换了一付冷面孔面对张学良，扮演不偏不倚调停人的角色。

白崇禧与三位投共的国军上将（图片：希望.之声合成）香港电视台一名女记者曾经对白先勇（白崇禧的儿子）说：「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抗日的。」白先勇摇摇头，回答说：「不，他首先是反共的。」著名作家章诒和（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次女）曾经问白先勇：「在毛与蒋之间，（白崇禧）...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得到蒋信任的莫雄在参加完军事会议后，将该计划全盘透露给了中共。这份情报迫使毛马上做出了突围逃跑的决定。这次突然的逃跑是一场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动员、没有目的地的匆忙行动，根本也不是什么北上抗日，所谓的长征不过是后来中共对此所作的美化。侥幸逃脱的毛后来曾心有余悸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呀！”可以说，正是莫雄的这份情报，使中共逃脱了一次大劫。

第一，父亲从北伐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装甲兵，把第一师骑兵团里的搜索连改装为战车连，到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举行阅兵大典时，战车队就参加阅兵行列了。第二，父亲在东征时，雇用了民间的舢舨船，载运两个步兵营绕到敌人后方登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再加强正面的压迫，而完成了东征，此举证明父亲早就具备了海军陆战队的思想。第三，后来，父亲将装甲兵改编为十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第四、父亲积极提倡现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与破密。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汪精卫是病死的，但军统内部却不这么认为，戴笠曾经明确对手下说，汪精卫是被他们毒死的。戴笠买通了汪精卫手下的一个仆人，给汪下了一种慢性毒药，以加速枪伤的发作。最后汪精卫似乎是死于枪伤复发，实际上还是被毒死的，而那个下毒的人由于手法巧妙，至今也没有被发现。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正在黄山别墅主持军事会议，各战区的将军与参谋长云集在此。上午九点半，刺耳凄厉的警报声响了起来。随后，日机飞至，投下了数枚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云岫楼一角，卫士班唐班长及一名便衣卫士殉难，四人受伤。而宋美龄此时正在防空洞的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词典，与日军的炸弹擦身而过，词典也被炸成了两半。

1937年8月，毛在洛川会议上发表抗战时期总体方针：“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总体方针得到贯彻，武装力量壮大，所以才有到重庆谈判的筹码，有内战的本钱!”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1968年4月，郭世英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并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据说当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时，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曾恳求他在参加周恩来的宴会时请求其救助，但整晚，坐在周恩来身旁的郭沫若始终没有开口。儿子死后，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持久地沉默，最后说道：“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中共的许多将军回忆录里，八年里几乎都没和日军打过战的记载，国民党的将军回忆录绝大部分都是与日本打战的回忆。《最后一战》的书中记载，许多所谓的对日军泣血山河的攻坚战是在1945年12月份甚至是1946年进行的，在日本正式投降很久以后才打的，日本已经投降了，用得着打它吗？这时牺牲人命那不太冤枉了吗？

毛泽东以共产革命领袖自命，他更会力主改国号，因为他认为他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他在领导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毛泽东不可能不改国号；所以，毛泽东不可能为改国号一事后悔。退一步讲，如果他确实对改国号一事表示过后悔，那也只是在特定语境下，针对特定问题的一种感慨而已，并不是真的后悔。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左）访问台北，与蒋中正（右）、宋美龄（中）合影。（公有领域）1975年4月5日午夜，一代领导者蒋中正与世长辞，台湾举国哀悼。几个月后，身心俱乏的夫人宋美龄女士前往美国定居，除了随身行李外，她还带着夫君蒋中正在结婚时送给她...

袁树珊于1881年出生在医卜世家，家学渊源。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他考秀才未能得中，后来就学北京大学，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学成归国有进入官场的机会，但他并不热衷功名利禄，回到家乡仍以医卜行世。为孙中山、蒋介石看相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