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军尚未进城，士林已思想缴械。赤潮祸华虽为诸因之合，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认识问题。1960年台北，蒋梦麟谓费正清：假如我们在大陆时就能达到我们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我们本来是能够打败毛泽东的。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份子上当，这其中就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

周恩来时召见他时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当即表示不同意，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在中共党史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党员：他们的父亲或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而他们利用这一特殊背景，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报，策反国民党官员等；或抛弃家庭，成为中共统战的棋子，对中共可谓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后，他们选择继续追随中共，选择留在大陆。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毛同志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同志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轻视、蔑视与仇视。你看不起老子吗？老子还看不起你呢！

这封一二九运动时一个北大学生写给胡适的信，署名是“将来杀你的人”。余英时说这封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从中可以体会当时青年学生的一般心理状态。我看了只觉得凄凉，虽然后面余英时引用了两封支持胡适的学生来信，但在一个狂热的时代，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最终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1926年7月，胡适游历苏俄后思想左转，开始公开宣传苏俄的成就。对此，徐志摩给胡适写信质疑胡适对苏俄的看法。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于独裁，两人都是深恶痛疾的，但胡适认为苏俄可以通过“狄克推多式”的新教育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而徐志摩则不认同苏俄式的新教育可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

收藏家马未都有几句话，很平淡，可对我们这个社会却要算是非常严厉的批评，甚至说是讽刺也不为过。他说什么，他说：“过去做人有三个极低的标准：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现在已成了极高的标准。”说一个社会把原本极低的做人标准居然能弄成极高的标准，这讽刺还不厉害吗？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文，人们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毛泽东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专制党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一位外国学者著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日本没打算给中国从容备战的时间。他们已查觉到中国的种种变化，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写，“如让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自强机会，日本就会等于自杀。”

@石老师说历史：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讲印度哲学的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老头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吃奶一族”，而他们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人生课题，登堂入室了。

1950年老舍从美国归来后嘲讽《1984》：“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你在家里写日记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所谓哲学家罗素还给写了序文。”这话说过16年后他投湖自尽，用生命证明了这不是谣言。

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分，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总统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以若辈用心不正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

师永刚：胡适在1936年12月13日日记中写道:“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其后，胡适再发文《张学良的叛国》，完全否定张。1950年胡适感叹:“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

1948年，内战在中国开展的如火如荼，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决定开展抢救顶尖学人行动，将各个领域的学术精英带到台湾。胡适参与了这项工作，亲自到南京的机场恭候。然而他打开各个机舱后，都空空如也，愿意离开大陆的学者寥寥无几。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胡适，在机场嚎啕大哭，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了多数人日后的命运。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指出：“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与宋代文豪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老家眉山相距不远，可算大同乡。四川自古人才辈出，特别是文人，以李白、苏轼为代表可谓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与相如”，也许这与四川的山水灵气有关。应该说郭沫若也沾了一点山水灵气，他有点...

储安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是中共反右时三大右派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他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写得太犀利，可谓直击中共一党独裁的要害。据说，他的这篇文章，令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在文章中，他对共产党“党天下”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中共专政的本质。

胡思杜，胡适的次子。在他短暂而平庸的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写了一篇痛批父亲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然而，这篇罔顾人伦的文章只不过使他热络一时，并没有给他戴上诸如大义灭亲之类的红色光环，他身上所背负的原罪是洗刷不清的，并最终将他压垮。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