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印象中似乎钱钟书先生逃离政治，少谈政治运动。昨天听一位文学所老人忆旧，他说，有一回钱先生私下跟他们叙说往事，其中说到58年文学所斗争郑振铎，在会场横幅上写着“批判郑振铎同志大会”，只等着郑出国访问回国后使用，想不到飞机出事，郑遇难，那条横幅上只改了两个字，“批判”改成“追悼”。？？？？

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5天5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1959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3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经济观察报-书评：在现代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长达26年的赎金交易，这就是在冷战期间，东德与西德之间的秘密人权交易——西德用外汇和物资赎买在东德监狱里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囚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 北陈徒手：69年北京市...

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我想至少有两条原因。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有时候迫害也会强化忠诚。因为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忠诚。因为胡风确实是冤枉的，他本来确实不反党不反革命。可以想像，胡风在长达20几年的受迫害期间，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样替自己辩白，证明自己不反党不反革命。至于这个党、这个革命可不可以反，应不应该反，他可能倒想的不多了。此其一。

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中共元帅有三位：贺龙、陈毅、彭德怀，透过毛泽东对三位蒙难元帅的态度，可以一窥中共最高领袖的心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批评大跃进，击中毛的要害，此后被定性为“一贯反对毛主席”。文革后期毛泽东对狱中奄奄一息的彭德怀不闻不问，却念念不忘贺龙功劳、亲自为其平反，正是因为贺龙出卖彭德怀有功。

潘虹1954年11月4日出生于上海市，演员，表演艺术家。她是首位登上《时代周刊》和开创电视广告模特时代。四届金鸡奖，三届金凤凰奖，三届小百花奖影后。 【背景】 潘虹爸爸的一个耳朵被别人撕下来一大半，1968年4月19日吃药自杀了。第二天，潘虹妈妈去了龙...

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60周年。这一年，人们都在回忆和研究反右运动的经历和教训，但却很少有人谈及如中国近代史学家宋永毅所说的“另类反右”。“反右”是毛泽东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残杀，“另类反右”则是知识精英的自相残杀。宋永毅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电子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编著者。我们分四次来听宋永毅讲“另类反右”的故事，今天是第三讲，讲的是许广平怎样开了揭发诬陷亲友的先例。

毛泽东在其亲自起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称：“我们随后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并不要钓。”在这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做一场战争来看待的。

redshift_:一切非真，大皇堡小皇堡无碍三宝。精诚所至，金拱门石拱门俱是法门 夹边沟倖存者李景沆：两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河，一天只有四两的糊糊汤可喝，他们找草籽找蜥蜴，吃一切能吃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连大小便都走不动到外面解决，只能拉在自己冷冻的床铺...

1958年大陆搞大跃进，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毛泽东就讲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饿死4千多万大陆民众，毛泽东自然是罪魁祸首，而邓小平则是共犯、帮凶，助纣为虐。如果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过，也必将追问到邓小平的“头上”。邓小平怕追到“自己的头上”，就不让追了。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

明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按：此文写于2006年），在这五十年的岁月里我时时刻刻记着一个人，她就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可惜她早已离开人世，在毛泽东血腥的“十年文革”开始，被杀于四川省第二监狱南充，死时不足三十岁，一个多么年轻美丽活脱的生命。下...

反右的数量和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是刘邓给毛上的一道形左实右的大菜，与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为主，分批摘帽的原则，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五十五万人中，三十多万人被分批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史实再次印证，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就是小平。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的千古大冤案，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充份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毛泽东后来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

忽然想起：当年毛泽东要将在文学界人望很高的丁玲打成右派，结果不少人为丁玲说话。老毛指示：要在政治上搞倒她，就先在生活上搞臭她。这招很灵，一时之间，想为丁玲说话求情的人都闭嘴了——晚年丁玲被改造后的变异不在本推讨论范围内。

19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直至文革打倒顶峰，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倒，惨死他乡。在钱锺书看来，知识分子被打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丧，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在谈到吴晗的悲惨命运时，钱锺书颇有些戏虐地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反右斗争时期（网络图片） 我出生于1935年，父亲是技术人员出身，思想开明的企业主。童年在抗日战争中度过，全家东躲西藏，抗战胜利全家欢欣雀跃，宁波“解放”全家积极响应。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时，父亲率先一次性将工厂“赎卖”给国家，他本人成为国营工厂的...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永远无法治愈的精神的创伤。细心的女儿发现，复出后的父亲很长时间仍摆脱不了被千斤巨石压住的感觉，他的心很累很沉重。他睡相不好，梦话很多，大都是“昨天”的内容，背景要么是山东大学，要么是月子口。有时，父亲鼾声刚起，又悚然惊起，马上就展纸捉笔，速速写下，第二天一看，全是“检讨”“认罪”!而“昨天”在他思想、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或许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创伤。

邓小平在专门研究起用朱镕基时，问起朱是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右派问题，举出邓自己历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经历，要求朱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朱当然心中有数，“夹着尾巴做官”。朱镕基的姿态基本代表党内右派干部的立场，息事宁人，很少有人会再去揭这历史疮疤。

毛时代，各单位各村庄都对右派走资派地主有名额划分，每多少人中，必须有一个右派。我上大荔师范的一位老师说：当时全校必须有三个右派，两个人的家里有钱，定为右派，第三个人就开会选，但没有说。有一个人出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右派定好了，就是他。此后，这个老师被批斗劳改，几年后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