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七月，斯大林在联共１６大的闭幕词中宣布：“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过去所有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和这个政策相比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直到将近６０年后，这场消灭富农的斗争的真相才被准准许在苏联报刊上披露。这里我们不妨照录一些当事人或受害者多年后的回忆。

“早在１９２８年，佩也夫一家就被作为富农消灭和流放了。伏尔德马·卡洛维奇，一家之长，被流放到乌拉尔，后来死在了那里……三到四家贫农从邻近的村子搬进了佩也夫家的房子，占有了一切财产、家畜和土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他们自己：集体农庄还是公社。一个狂热的、几乎一字不识的从拉脱维亚来的女人是他们的头。在一年的集体‘劳动’后，他们把所有的牛都宰吃了，在收获的季节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他们既不想干也不知道怎么干。……当实在找不到出路时，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只有继续剥夺其它‘富农’的财产和家畜，他们才能过得舒舒服服……”

“在那个时候，很多事都由地方上掌权的‘贫农’说了算。他们象强盗一样在村子里转悠，拿走所有他们看得到的东西……很快，所有‘富农’都搬进了‘贫农’的屋子，而‘贫农’住进了我们的房子。……我父亲和他的兄弟所有的财产就是两匹马，两头奶牛和一些小牛，这些东西要属于归三个大家庭。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家里织的布做的。我们这算是什么富农？”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被命令去通知富农波克拉夫一家离开……我早上八点左右到他家时，他们一家已经起来了。我让他们带上所有必需的东西，到奇斯托波尔去。那个主人长得不怎么样，但他的老婆和女儿倒很中看。他说可以把女儿嫁给我，还答应给我大把金子。我告诉他一个共青团员不准和富农的女儿结婚。他央求我先和他女儿过一夜，我没有答应。波克拉夫那晚上就把牛卖了，把农具都毁了，还把４００个蜂巢都扔到农舍外的严寒里，蜜蜂立刻都死掉了。他把剩下来的东西装了１０辆马车。当他一家到了叉路口时，武装民兵正骑在马上等在那里。他问能不能把他们送到努莱迪，而不是命令中的奇斯托波尔。他们立刻被逮捕起来，送进了奇斯托波尔的监狱。我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在北哈萨克斯坦有很多大块的土地。任何想要富起来的人都可以轻易地做到，当然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彻夜打牌的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了。这些人数量并不多，但在村子里召开的会议上他们是最吵吵嚷嚷的。人们很难在这里发现阶级斗争——就这个词的政治意义而言。明显起作用的是另一个东西：嫉妒。他们嫉妒那些晚上也在地里忙碌因而过得舒舒服服的人。穷人把富人叫做肮脏的富人，富人则称穷人为叫花子和玩牌迷。党的活动分子和地方头头于是把这种不和当做阶级斗争。

“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一个叫克里温卡的村子里，村苏维埃执委会晚上正在召开会议。共青团书记在会议刚开始时就离开了会场。在会议快结束、将要１１点时，他冲进会场大喊道：”富农们朝我开枪了！‘他的脸上在出血，但人们立刻看出这是一道割伤而不象是枪伤。然而，对发动民兵这已经够了。到了早上，所有被认为是富农的人都被剥夺了权利，逮捕起来并被送走。大约五年以后，这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家在喝醉酒的时候说那次是他自己鸣枪，然后把脸擦破的。“

上面这些故事，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谈起本世纪中叶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那场巨变，人们总会联想起打先锋的往往是痞子、无赖、光棍和流氓，而受害的则是那些靠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的庄稼汉。从鲁迅的《阿Ｑ正传》和当代作家古华的《芙蓉镇》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中国农村中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最渴望革命。

然而，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农民革命才有的特殊性。曾经被吹嘘成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的消灭富农，其真相在这些故事中暴露无遗。实际上，以摧毁传统社会为目的、以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为手段的激进主义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只能依靠这些一无所有、除了破坏现有秩序和吃大户外没有其它本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标榜消灭剥削的人往往倒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劳而获者。



－－原载：《华夏文摘》，2003-03-13